北京大学校徽最早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计完成。“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突出的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校徽的象征意义在于，北大当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从左至右分别为：鲁迅设计的校徽、北大现在的标志、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大学”
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正式发布《北京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并推出修改后的北大LOGO。修改后的北大标志是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标志中心“北大”二字饱含篆刻风韵，由三个人形图案组成。标志形似瓦当，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标志中间部分用英文，体现了兼容并蓄、饱满深厚的内涵；外圈简洁明了，展现了广博开放、常为新的姿态。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准色（CMYK色值为C0M100Y100K45），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
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对于一所高等院校而言，校徽或许是所谓该校的“大学精神”最直观的体现，因其往往能在视觉上直接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方案设计的过程又往往蕴含着设计者对大学的校名、校史、办学特色、育人宗旨、发展方向等的全面理解。当然，校徽还有一个基本功能，即方便辨识，由此延伸出的高校学生、校友之间共同构建起的心理认同感也同样是“大学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现代大学纷纷仿照西方大学的样式拔地而起之时，早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先哲显然也注意到了诸如校徽、校旗这样明快而具有专属性的标志物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然而早期的中国大学校徽不仅数量少，个性也不鲜明，有亦步亦趋于西人文化传统之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倘若不能摆脱西方大学的影子，势必无法造就自身的独立品性。
校徽作为象征意味颇为强烈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在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由原型仿制到独立设计的变易之路，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元素愈来愈明显的贯注与融汇，启示的也正是中国大学植根于华夏文明并试图以自信的姿态完成“现代化”形塑的决心。
今人回顾中国大学校徽变迁，有一种说法是，最早能反映“现代”特质的校徽乃出自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徽乃是经典之作。191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设计校徽。鲁迅虽没有专业的美术设计学习，但其热爱美术，也有着不俗的美术审美和功底，于是接下次大任，潜心琢磨设计了在一个圆中加上篆体的“北大”二字的徽标，形似一个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更像一个人的脊梁骨骼，寄托着鲁迅先生对北大学子都能称为国家栋梁的希望。
后来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呈报教育部，今人除了欣赏他出色的文采中容纳的旧学功底之外，还要看到他对中国古代美术图案的熟悉以及美学思想的初步成型。1913年2月，他又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美术源流的理解，以及在新教育体系中积极推广美术教育的主张。在此之前半年多，蔡元培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7月12日的《鲁迅日记》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周树人奋笔写下这份“意见书”恐怕就和当时美育仍不受重视有关。恰在高扬美育之精神这一点上，蔡元培与周树人达成了共识。
蔡、周的交往，并非始于民国元年，只不过很难确知二人就美术的看法是从何时起沟通的。单从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的短短数月间，即嘱周树人以普及社会教育为由，代表教育部，在暑期演讲会上讲授《美术略论》一事即可见出他们的同声相应。周树人非常重视这几次讲演，日记里亦有认真的记录。战友般的感情，想必令蔡元培难以忘怀，则入主北大之后延请周树人设计校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只是几年不见，此时周树人的艺术修养究竟抵达何种程度，他也未必很有把握，姑且先将“任务”交给周氏一试。这一试不要紧，北大从此有了一副标志性的“哭脸”（刘半农戏称）。因一手史料尚阙，研究者很难直接爬梳周树人的设计思路等细节；而即便周树人有相关自述，假如他是以文学笔法做的回顾，能否全盘征信也是一个疑问。不过从他那些年做的美术方面的积累，特别是藏品的风格与种类来看，这个简洁明快的“哭脸”图章自有其源流可溯。
从现代艺术的审美追求来看，简约的线条可望取代繁复元素的堆砌，图案的“留白”反倒有助于艺术家表现空间的扩充和观众艺术想象力的自由飞跃。北大校徽的“北”“大”二字可以使人一望而知，而包裹于一个圆形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常见的圆形瓦当。巧的是，鲁迅的古物藏品中有不少圆形瓦当，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善于从所见、所藏的物件中寻找艺术灵感的。以往模仿西方大学校徽的盾牌形象，是机械地搬弄；惟有到了周树人的设计，圆形才登堂入室，使中国的大学有了“中国化”的校徽图章。不俗的书法造诣亦是周树人设计这一图样的坚实基础，仿篆体的“北”“大”字分上下，颇似人形，“北”字拆分的左、右二人作向上腾跃之状，“大”字则沉稳地立在底下，宛如一位大力士托起飞跃二人。这不由得让熟读鲁迅作品的人想起“五四”时期他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北大既承担教育之功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又相信进化论的周树人对蔡先生的意图心领神会，“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三个人形的叠加，又暗应了“三人成众”之说，教育的革新、中国的强盛，孤军奋战很难有所作为，需要相当数量志存高远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伟大的事功是由无数微小的工作累积而成。至于何以积极的含义之外又有“哭脸”的失落、颓丧，一来是周氏自身思想深处黑暗面以及当时所处现实境遇的投射（不要忘了就在他设计校徽前一个多月，他亲自目睹了张勋带领“辫子军”入京复辟的闹剧），二来也与他对中国变革复杂性的深邃认识有关（还是在同一年，他在与频频造访绍兴会馆的友人钱玄同的论辩中提出了经典的“铁屋之问”）。周树人的设计中，既寄寓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殷切的期待，又不乏敏感心灵经过种种失败体验冲刷而自带的反讽属性——北京大学自建校以来近两个甲子的起伏荣辱，某种程度上被先知一般的大先生准确地预言了。